徐洪才：A股上涨的大逻辑与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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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向东

2月24日和25日，A股开年连续发了两个红包，尽管红包略显小，但也让一部分投资者的预期得到了小满足。

连续两天，三大指数集体收涨。尤其是化工、油气、钢铁、有色等原材料板块，相比之下，涨幅明显。

自3月4日起，中国将进入“两会时间”，多家机构预测，市场将进入“震荡上行”的“两会行情”。与大宗商品价格和避险需求相关的黄金、有色、石油等板块，大消费与内需、AI算力和基建等板块，已经开始蓄力。

实体层面，物价仍在艰难回升中，这意味着内需的企稳尚需巩固。

2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0.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环比上涨0.4%，同比下降1.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解读称，居民消费需求持续恢复，核心CPI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PPI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需求增加，带动了电子半导体材料、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等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物价升降之间，传递的是内需的艰难复苏。

尽管大部分居民不喜欢物价上涨，但这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企业生产部门，以及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所一直期待的。

物价上涨意味着需求侧的提振，这会提升企业的开工率，也会刺激企业的投资预期，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物价上涨通常也是订单和业绩得到更快修复的积极信号。

从这些向好的数据中，洪略全球智库（HLC）理事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看到了不一样的信号。

他对和讯网说，PPI持续低迷会导致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受到打压。尽管名义利率央行一降再降，但实际企业融资成本一直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企业对未来的预期。

但整体上，徐洪才认为，随着宏观政策在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同时发力，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复苏和提升，仍将是2026年的主基调。

更重要的是，一系列制度创新带来资本市场的繁荣，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积极预期，以AI、创新药、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高端制造板块为代表，中国资产的投资新逻辑正在形成。

徐洪才说，我长期看好中国资本市场。未来，由内需驱动的消费领域；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银发经济等未来产业，以及基于未来产业的新基建领域等，都有结构性机会。我们已经感受到了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这个浪潮是中国的机遇，也是全世界的机遇。

2026年初、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和讯网围绕2026年经济趋势、宏观政策发力点、货币政策变动节点、A股投资机会与风险等话题，进行了交流。

交流中，徐洪才还提到了2026年投资者应该高度警惕的三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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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讯网：对于2026年中国CPI和PPI的走向，您有何判断？春节前后，部分蔬菜食品和商品价格涨势明显，这是一种惯常的季节性上涨，还是物价稳定回升、消费需求向好的表现？

徐洪才：物价有短期波动，也有长周期趋势变化。从过去3年的情况看，CPI是比较低迷的，2025年的涨幅为0，来之不易，是宏观调控取得的积极成果。

但是，2025年PPI增速是-2.6%，已经连续3年负增长。这个时间不短了，而且这种低迷程度还比较严重，所以总体趋势还有一定的下行压力。

目前这一段物价的短期波动，有季节性因素，但也要注意到确实存在一些支撑表现。

2025年12月，CPI环比上涨0.2%、PPI环比上涨0.2%，两个数字都是温和向上的。这种短期温和回升趋势能不能延续还有待观察，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信号。物价回升对未来经济走稳走好，至关重要。

当然，微观主体对数字的感知不一样，普通老百姓(603883)更关心菜篮子价格的涨跌，但企业家关心生产资料价格是否还在收缩，这会反映出某些领域的产能过剩，或者内卷式竞争加剧等，通过物价可以看到某些苗头和趋势。

从趋势看，我相信CPI肯定会正增长，这个没有问题。2025年全年实现0增长，近期是一直向上，特别是核心CPI正增长，说明市场需求正在稳步回暖。

PPI反映工业生产情况，总体来看，低端制造业的内卷式竞争有所缓解，但还是比较严重，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过去几年，通过政策调整，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卷式竞争；同时中国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也分散和转移了一些风险。

但PPI持续低迷导致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受到打压。另外，尽管名义利率央行一降再降，但实际企业融资成本一直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未来预期。

对于投资方来说，未来投资回报预期如果是下降的，他的投资就会变得谨慎，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居民收入预期下降，进而影响消费；消费需求不足，又会导致物价进一步低迷，使投资继续下降，因此陷入螺旋式下降的恶性循环。这种情况下，靠货币和财政的逆周期调控，是很难扭转局势的。

和讯网：您认为2026年的宏观政策应该从哪些地方发力？

徐洪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发挥主导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创造需求方面，财政政策来得快，货币政策起到支持和保障作用，但作用有限。

总量政策里，要加大在民生领域、短板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特别是中央政府要加杠杆。过去两年，其实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货币政策要保证流动性总量的相对宽松，但有时候效果是打折扣的，因为货币政策有一个传导过程。

如果传导出现问题，加大货币供应量可能会导致资金在银行体系空转，难以流到实体经济中。因为对于微观主体来说，投资方也好、消费者也好，如果预期没有改变，通过开大水龙头，很难起到作用。另外，降低名义利率，效果也不是很明显。名义利率我们已经降了不少，但大家的感觉是不痛不痒。

所以，我觉得2026年还是要坚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不能低于4%。消费这方面，以旧换新政策要保持相对稳定。2025年以旧换新政策拉动了消费规模大概2.6万亿元。未来还可以扩大一些范围。

另外，要特别注意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要进一步改善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因为这些人潜在的消费能力很强，但有效需求不足，需要在社会保障方面，有更大改革力度，比如通过无偿划拨上市公司的国有股票，来补充社保基金账户。

货币政策还是保持适度宽松，结构性政策要进一步发力，打好政策组合拳，这方面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2025年中国M2增速8.5%，高于GDP增长速度。这是必要的，但更多地要在结构性政策方面发力，引导资金流到短板领域、创新领域、民生领域，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状况。继续深化改革和创新政策工具，因地制宜，但也要把控好政策力度和节奏。

比如，2024年9月底启动的一揽子宏观政策里，就有专门针对资本市场的政策工具，这是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里找不到的，这些政策促进了股市繁荣，稳定了预期，提振了信心。

和讯网：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2026年，乃至未来5年，地方政府的钱应该花在哪儿？

徐洪才：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在推动地方经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如果这个重要微观主体的动力打了折扣，或者不能及时恢复正常化，整个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就要受到影响。

所以，过去两年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发行长期国债、大规模化债等。2026年，在这些方面还可以探索一些新的政策，化解地方政府潜在风险，同时盘活现有存量资源。我觉得短期的债务化解要配合中长期的改革，包括通过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先进技术的应用，这样在“十五五”期间，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态势就可以延续。

否则，任由地方政府负重前行，或者继续过去的体制机制、投资冲动，延续政府资金低效运作的状况，会对未来经济运行造成负面影响。

“十五五”期间，地方政府的钱首先要用在扩大民生支出方面。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富华优配，富华优配配资，香港富华优配公司因此消费受到很大制约。包括在健康和养老服务领域，这些既是扑面而来的老龄化社会要应对的紧要难题，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

其次，在创新领域，例如一些未来产业、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地方政府应该一马当先，发挥带头作用。现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生活领域正得到广泛应用，一些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都离不开技术进步。在这些领域，政府不仅要给政策，还要有资金引导，特别是对民间资本的引导。

地方政府要瞄准未来的短板领域、产业升级领域、技术创新方向，持续发力，为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和讯网：在解决需求不足和提振消费方面，政策该如何发力？

徐洪才：中国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正在急剧变化，因此社会消费需求也出现分化现象。扩消费，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侧共同发力。

供给侧，政府要有所作为，在公共服务领域提供更多新的供给，修补短板，例如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政府应该扩大支出。

需求侧，首先要解决增加收入的问题。归根到底，扩大消费不是靠刺激，而是要靠增加收入。

收入分为三大块：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社会保障。工资性收入增长主要靠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千方百计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

财产性收入这一块，过去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楼市基本稳住了，但还在调整。股市迎来一波牛市行情，上市公司增加了近30万亿元市值。很多投资者从中受益，改变了预期，他们敢投资、敢消费了。过去5年，经济增长平稳，增速也不低，但是资产缩水太厉害，影响了预期。

社保方面，尤其是一些低收入群体，例如农村很多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也就是“退休农民”，一个月只有200来元的社保收入，未来5年，应通过改革，小步快跑，增加到1000元钱，让这部分群体更有消费能力。

和讯网：202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增速为-3.8%，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6.4%。这是一组比较罕见的数字，导致投资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该如何改善这种投资低迷局势？

徐洪才：投资负增长有三个原因。一是房地产深度调整，拖累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二是制造业投资中，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高端制造业投入不足，但技术创新跟不上；三是基建投资方面，既有过去投的比较多的原因，也有地方政府力不从心的因素。

解决投资负增长的问题，首先是优化营商环境，让民营经济、国有经济有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入条件。最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率先迈出了改革步伐，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在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要让社会资本有更多的参与机会。扩大投资更多还是要让民间资金发挥主导作用，对民间投资负增长的情况要予以高度重视。

其次，是在一些领域，通过政策创新，增加投资和供给。例如城市更新，其实就是创造了新机会，也缓解了市场压力，包括保障房建设、地方收储商品房等。

再次，在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在一些短板领域，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方面的投资空间很大。

另外，中国新一轮城镇化也还有很大投资空间。如打通“最后一公里”基础设施，推动城市过剩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下乡，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农业的应用等。通过社保、户籍等配套制度改革，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加速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和讯网：多家国际机构将中国资产评级维持在“超配”，2026年中国资本市场的核心吸引力在哪些领域？A股、港股的估值修复空间与主线逻辑是什么？

徐洪才：2024年924一揽子政策出台，确实激活了资本市场，指数一路上扬，上市公司市值增加了近30万亿元。但是目前，上市公司总市值距离GDP规模还有差距。到2035年，中国GDP规模有望达到200万亿元。通过10年努力，让上市公司市值规模也达到200万亿元，或者达到GDP的1.5倍，到300万亿元的规模，也是有可能的。

过去一年多的牛市行情，主要原因：一个是政策引导，另一个是对过去不合理定价的修复纠正。在此过程中，创新驱动是主要因素。资本市场的融资效率、资源配置效率都得到了很大提升，进一步服务了创新创业活动。

另一个是机构投资者，包括“国家队”资金起到了压舱石作用，这是政策引导的结果，但同时也导致整个市场普遍上涨，这样一来，投资人从中受益，大家都尝到甜头，改善了预期。但也要看到，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长期看好中国资本市场。最近几年，资本市场良好发展势头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上市公司素质也在不断提升，耐心资本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还有政策引领，特别是在市场基础制度创新方面，也有很大改善。

未来，内需驱动的消费领域，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银发经济等未来产业，以及基于未来产业的新基建领域等，都有结构性机会。我们已经感受到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这个浪潮是中国的机遇，也是全世界的机遇。

但大家对股市还是要保持一份清醒和理性。对未来要持有信心，同时对风险、对市场也要有敬畏之心，不要盲目乐观、一窝蜂、一哄而上，对资金使用、储蓄、投资理财、资产配置等，应该进行合理规划。

关于投资理财，多数情况下，应该请专业金融机构提供服务，不要一天到晚沉迷于炒股票，让涨涨跌跌影响了日常生活，这样即便你挣了钱，也不幸福。

和讯网：2026年1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美联储前理事凯文·沃什为下一任美联储主席。这会加快美国的降息节奏吗？您对此人上任后的政策操作有何预测？这将给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带来哪些影响？

徐洪才：美联储进入一个降息周期，这个大趋势已经形成，所以美元2026年降息的整个政策基调不会改变，但具体的降息幅度和节奏有待观察。特朗普提名的美联储主席候选人凯文·沃什主张加大降息力度，但美联储的制度决定了他也不敢太离谱，美联储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所以，凯文·沃什不可能成为特朗普的傀儡，他跟特朗普可能会步调不完全一致。

考虑到最近几年美国经济的基本面，特别是贸易战以来，美国的通胀其实是放缓的，美国经济也显示出了一定的韧性，对他国加征关税给美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预想那么大，经济整体相对稳定，通胀压力相对温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降息趋势不会改变，但是我相信降息的节奏不会太快，力度不会太大。

总体看，美联储降息会导致美元相对有一定贬值，对美国的出口是好事，全球流动性也会相对宽松。对于中国来讲，也是好消息，因为整个政策方向和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致的。过去一年，人民币对美元还是有一定升值，未来一年，我认为人民币对美元会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大升，也不会大贬，这是由基本面和政策方向所决定的，也是市场共同期待的，对中美双方、对世界经济都有好处。

但另一方面，美联储降息对于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可能就表现不一了，某些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可能会因此受到一定的流动性冲击，大进大出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是有的。